全红婵:十四岁的奥运冠军

作为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最小的奥运冠军,若不是奥运延期一年举办,2007年3月出生的全红婵还达不到奥运跳水的最低年龄要求——14周岁。

从7月25日到8月5日,全红婵的微博粉丝数涨了十多万。在与好友的视频聊天时,她提到:“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,肯定会紧张。”

全红婵登上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十米跳台时,爷爷因喉咙不舒服还在住院。父母轮流照顾老人,但没将他生病的事透露给女儿。

去年全红婵参加全国跳水奥运选拔赛获得冠军后,广东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全支书对她又多了一分了解。之前,他很少接触这位头发偶尔炸毛的女孩。在全书记等不熟的人面前,红婵不大讲话。“证明她的压力不小。”全书记猜想,“当时没确定能不能参加奥运会。”

迈合村约有400户人家,398户姓“全”,人均收入一年1.1万元。38个低保户,红婵家是其中之一。全书记说:“他们家的收入算中下。”

在四兄弟里排行老幺的全爸,至今仍和红婵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前些年虽然分了家,按当地习俗房子只能留给长子,但因为长兄早搬到了镇上住,所以全爸还是住在这里。

迈合村的两大产业是水稻和甘蔗。靠天吃饭收入低,村民不愿种地,地都荒了。以前农民生存靠生产,如今村子里六成人口外出打工,当农民的只剩不到两成,其他都是小孩和老人。全爸有七八亩土地,种了三四亩水稻,留着自家吃。大儿子在外打工,他分的10亩地,全爸种上了甘蔗。

2017年末,替人做饭的全妈在去工厂的路上被车撞坏肋骨,落下顽疾。受伤后住了几次院,“家被掏空了。”全爸不仅忙农活,还要照顾家里小的,出不了远门,重担压在了他一人肩上。全妈出院后,身子始终未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,家里担心她,不让她干重活,这么多孩子,读书要伙食费,她便种些青菜,叫全爸运到市场上卖。

一次,全爸爸拉了一车300斤的菜心,结果遇上同类蔬菜大量上市,一车只能卖几十块钱。他舍不得,便守着小摊等出高价的人,抽了不知多少根烟,新鲜的菜叶越来越耷拉,到中午更没人买。最后,他倒掉整车的菜回了家。“倒了还省点油”,他这么想。

近些年,甘蔗形势不好,卖不起价。大约三年前,全爸种起了红橙,是广东特有的品种。叶徒相似,但味道不同,种出来的橙子偏酸,销路不好。全家主要的收入,除了每年近两万卖甘蔗的钱,便是全家每个月合计3000多块的低保补助。

两三年前,听人说果园空气更好,搬上去也方便打理,全爸就在那儿盖了平房。孩子们不在家时,他常和全妈住在那边。

村委会就在村口,挨着迈合村小学,斜对面是小卖部。去年10月,红婵获得全国冠军后,放假回来了一趟。“我们村里奖励了十万给她。”全书记说,“麻章区的书记、镇长、副书记都来慰问过他们家。我还跟她照了相。”

2014年5月,湛江体育运动学校资深跳水教练陈华明如往年一般,下到湛江市五县四区的小学寻找跳水人才,重点是农村基层小学。

湛江素有“中国跳水之乡”的称号,市里有三所开设跳水训练项目的体校。比较有名的是赤坎区的湛江市跳水运动学校(原“赤坎区业余体校跳水队”),那里出了劳丽诗、何冲、何超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。湛江体育运动学校(以下简称“体校”)也是其中一个。

体校共有800多个学生,从小学到高中;不仅有跳水,还包括田径、武术、拳击等20个大项目。今年除了全红婵,另有3个参加奥运会的女子足球运动员。“环境不咋地,破破烂烂的,但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训练上。”校长黄科强调说。

跳水队人数保持在30个左右,最小的6岁,最大的15岁,但流动性比较大。这些孩子通常有数个兄弟姐妹,父母靠打工或种地维生。主管行政工作、在学校20多年的副书记韦帅感到无奈,学校也想在城市招生,“城里的小孩有时思维能力快一点”,但城里的家长不大愿意把孩子送到体校吃苦。

“农村孩子能吃苦,城里的孩子一看晒得那么黑,家长直接领回去了。”黄校长说。

在体校练习了四年跳水的11岁女孩嘉嘉便来自农村。有阵子她情绪低落,嘉嘉妈妈被教练喊来学校。等她赶到宿舍,女儿已经睡着了。她在床边看了看孩子,便匆匆离去,因为“地里需要人。”她一共生了4个小孩,大儿子读书不错,两姐妹在练跳水,她还想把小儿子送过来,“一个练不好,再送一个来。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。”

陈华明来到迈合小学时,正逢课间。他观察到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。“有个小孩跳得很轻盈,比别的孩子轻松。”全红婵就这样跃入了陈华明的眼睛。等到全校一个班一个班挑苗子时,陈华明先去了全红婵所在的班级,目测了她的身材,“练跳水的讲究线条美,腿型、手型,看她符不符合。”

接着,他找来一批孩子,现场测立定跳远。全红婵身高1.2米,跳了1.76米,“相当厉害。”陈华明看中了这个爆发力极强的小学生。这一批小孩,他选了4 个,将名单交给体育局,“跟父母沟通的事,学校去搞了。”

跳水的孩子六七岁开始训练。体校招进一批新生参加寒暑假的集训,训练一个星期或十天,考察他们适不适合这项运动。

“她刚接触跳水就喜欢。”红婵的哥哥全进华说,“我们去钓鱼,她看见水就想玩儿,喜欢去海边。”

有些孩子天生怕水,爬上跳台腿就抖,不管跳多少次,心里始终恐惧。在集训中,这类学生率先被淘汰。像全红婵这样,“不怕水,是非常有天赋的。”韦副书记说。

全红婵不仅不怕水,也不怕虫子,“娇生惯养的小女孩不敢做的事,她都敢做。”哥哥说。

家里没人给红婵压力,也不要求她一定出成绩。“我们不像高端家庭,读得到就读,读不到也没事儿。”哥哥说。全红婵是家里的老三,上有一哥一姐,下有一妹一弟。兄妹五人都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。姐姐马上升高中,是家里唯一一个走读书这条路的孩子。哥哥初二没读完就辍学,“读下去也是浪费钱,还不如找份活干。”他先在麻章区当学徒,学摆盘,空闲自学果酱画,手指头沉积着洗不掉的色素。哥哥跟妹妹联系比较多,甚至超过了全红婵跟父母。

43岁的全爸话不多,平日里挠心的事太多,加之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,女儿参加奥运会的消息,出了新闻他才知道。红婵此前的比赛,他也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,通常是比完赛,教练打电话告诉他结果。

■ 全爸手机内存有限,经常清理聊天记录,里面只有一段女儿的视频,没有照片。

体校的基础设施建于2000年,只有训练室的房顶从铁棚迭代为水泥,跳水台仍是露天的。陆上训练的房间没有空调,垫子泛旧。沿海的盛夏,每个孩子都晒得黑黝黝的,在绿色的池子里起起落落。小女孩怕晒黑,教练哄她们:“长大就好了。”孩子们深信不疑。

初来乍到,全红婵不过才7岁。“她特别泼辣,训练的时候很冲。”陈华明说。有些动作,她敢带头做。克服恐惧是渐进式的,“一开始肯定害怕,有一点基础后,再加一点难度。”

选定了苗子,还要想办法让孩子安心留在体校。很多小孩离不开家。“苦一点、累一点,就退缩了、厌倦了,想回家。”陈华明说。训练不能太多、太狠、太严,但又不能太松。“这个软硬度要拿捏得恰到好处。”

全红婵过渡得比较平顺。“情绪方面她是非常好的。”孩子将体校当成自己的家,才能稳定下来。“我们培养运动员,不是教练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,而是发掘人的自觉行为,要他想干这个事。”

陈教练带了全红婵两年,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。四年前,陈教练将训练交给了90后教练郭艺,“那才是规范化训练,基础慢慢打扎实。”2020年退休后,陈教练被返聘回来以老带新,确保跳水项目的持续发展。

全红婵10岁那年,妈妈带小两岁的妹妹全红桃来体校接她。陈教练觉得“红桃的体能和弹跳跟姐姐一样有力气”。他以免学杂费的方式劝说全爸全妈送妹妹也来练跳水。直到8月,全爸终于带红桃来体校报到。

学校安排红桃跟姐姐一个宿舍。那时,全红婵因准备比赛,已有两个月没回家。全爸走后,她面朝墙壁侧躺在床上。红桃以为姐姐睡着了。直到教练进来,红婵才转身,“我想爸爸了。”她说。那是妹妹唯一一次看到姐姐因想家而流泪。

七个多月的时间,全红桃跟姐姐一块吃住、一块训练,“她教我怎么跳动作,要夹紧哪个地方,入水怎样才漂亮。”

有一次,红桃发烧,还是姐姐去校医院开的药,喂她吃。“她说以后不要乱吃垃圾食品,不要穿短袖出去乱吹风。”

后来,弟弟进鹏也被送来体校。遇到困难时,他会想起姐姐的那句“放开跳就好了。”他还将姐姐比赛带回的玩偶摆在宿舍自己的床上。

“红婵很像她爸,个子小小的。红桃和进鹏身型像妈妈,个子大大的。”生活老师苏玉华说。

体校的日常十分紧凑。6点半起床,7点半前吃完早餐,打扫完卫生,开始上文化课。11点40分放学,吃完午餐休息到两点半,然后训练。

训练分为陆上训练和跳水练习,先室内再室外。从最简单的开始,比如101、201……练跳和跑垫子最累。练跳的线米的场地,往返跳算一趟,一次要跳20趟。“累的时候,有一点点想家。”红桃说。

通常下午三点练跳水,平均要跳50次。年龄太小不能跳10米,高度是循序渐进的,从1米、3米跳板,到5米、7米跳台,直到10米跳台。一个遮阳棚,几把椅子,教练在水池边,全程陪着孩子们练习。湛江的烈日下,男教练光着膀子,女教练包裹住全身,只露出眼睛。教练会给每个孩子分配练习内容,并在一旁实时指导。孩子们练习跳水时,有自己的速干毛巾,上跳水台先将毛巾扔下来,以便跳下来擦身上的水。提前完成目标的小男孩湿漉漉地跑来报告进度,说话时胸脯起起伏伏,露出肌肉的线条。长期的训练在每个孩子的手心都留下了一层茧。

晚上还要自修,在宿舍空地练手臂、腰腹和腿部的力量。“孩子们没多少时间休息。”苏老师说。平时只有周末休息一天。为了预防近视,手机也交给大孩子保管,只有周末能玩。一个月放三天假,全爸会骑着电瓶车来接孩子。全红婵在的时候,作息也差不多。

学习归班主任管,训练归教练管,生活归苏老师管。体校只有低龄的武术队和跳水队各配备了一位生活老师。

每晚,苏老师要查一次房。孩子在水里泡久了,容易感染病毒发烧。10点半,孩子们关灯后,房间静下来。苏玉华洗完澡,差不多一两点,还要去看一看小孩,摸摸额头、盖盖被子。“他们发烧的时候,迷迷糊糊的只想睡觉,严重的怕烧坏脑子。”

“小桃子是家里最小的女儿,有时跟老师撒娇,‘我不想读了,我累死了,我想回家……’,但红婵不管多累,都笑嘻嘻的。她来的时候,说过‘不想当逃兵’。”

早晨,食堂过了七点半就没饭了,睡过头的小孩子跑到苏老师宿舍,打开锅盖看看有没有好吃的。但苏老师不惯他们,“每次迁就他,他就不起床吃早餐;饿他一两餐,他就懂得难受,不再懒睡了。”父母不在身边,苏老师既唱红脸,也唱白脸。

晚上,苏玉华还陪孩子打牌或猜谜语。牌是定制的拼字扑克,“因为他们认识的字比较少,为了学习就跟他们一起玩。”有时也用牌玩算术题。

班主任刘沛华拿出了两份三年级期末试卷,写着全红婵与同班同学全锦梅的成绩。全锦梅跳水不如红婵,但是个学霸,两人分数差得有点多。跳水成绩越好,参赛机会越多。拉去比赛,一走便是十天半月,回来之后,前面的功课落下,也没时间补,不补上课又听不懂,“一听不懂就容易产生抗拒”韦副书记说,“学习我们也抓,但成效不明显。”

在课堂上,红婵不怎么举手。刚来的时候,四乘八等于多少她也不知道,全锦梅就在旁边小声地说“32”,全红婵的脸刷地红了。刘老师让两人结对子,互帮互助。

“红婵很低调,对人真诚。”刘老师说。小学阶段,孩子们做了什么事,特别期待老师的表扬和肯定。“其他的孩子会主动告诉老师‘了什么’,但这孩子从来不把自己的功劳展示出来,不用嘴巴说,但看得到。她从来不偷懒。”

班级一周做一次大卫生。提水要去洗手间,比较远。男生们拿着拖把推来推去,红婵悄悄拎着桶就去提水。“她是女生,力气小,水溅出来把鞋打湿,但她就这样子,不吭声,尽心尽力把活干了。”

有次学校举办元旦晚会。刘老师编排了一个节目叫“儿童瑜伽”。全红婵的柔韧性不如武术队的孩子,她就跟一旁的孩子使劲学,争取达到要求,比如劈叉,“她尽可能往下压。”

2018年3月,全红婵被输送到省队。那段时间,家里比较困难,父母也不会使用手机转账,红婵的生活费常由郭教练垫付,再由父母送去体校。好在省队会发“工资”,国家也发补贴。

加入省队后,全红婵一年只回家一两次。有时全爸去广州接她;有时农忙没空,她便搭朋友家人的顺风车回村。全红婵去广州比赛,全爸会上去探望她;还有一个住在广州的表姐,偶尔带她出去逛一逛。

哪怕在家里,早晨起来,全红婵也会先跑几圈再吃早饭,中午的时候倒立几分钟,“像完成老师安排的作业似的。”哥哥说。

妹妹的每一场比赛,全进华都不会落下。去年在上海当厨师,第一场奥运选拔赛,他一边用手机看直播,一边炒菜。“不给我看,我就不炒了,几千块哪里都有得挣。”那天妹妹夺冠,他一高兴,请同事们喝了饮料。

小时候,全进华的厨艺很差,当了厨师后,手艺变好了,但妹妹还没机会品尝哥哥做的菜。每次比赛完,红婵就打电话告诉哥哥。“家里有好多块金牌、银牌、铜牌,一个箱子都是,大大小小的,从市级到省级。”

妹妹来上海比赛,全进华去看过一次。兄弟开着电瓶车,从静安区一路将他载到浦东新区,中间还搭了一程渡船。9点出发,差不多11点才到。酒店门口保安拦着、警察守着,即便是至亲也进不去,除非有工作证。妹妹下了楼,但全进华没看见:“我离她几十米远,怎么看得到?”哥哥站在酒店玻璃幕门前,两兄妹开着视频,聊了不到10分钟。“她还要休息。”回到家里,已是凌晨1点。

去年三场奥运选拔赛,第一场拿下冠军后,全红婵成为最大的黑马。第二场比赛,全红婵只获得了第五名。哥哥问怎么回事,妹妹说:赛前采访得比较多,人有点懵。发挥失误,按理说比较伤心,但赛后接受采访,全红婵还是乐呵呵的,“不是输了一场比赛就没信心,比赛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,她的目标是拿奥运冠军。”取得奥运冠军后,照片可以挂在国家队和省队的光荣墙上,“她也想贴上去。”全进华说。此刻,她做到了。

第三场比赛,全红婵重新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。奶奶不会用手机,第一站全红婵夺冠后,她找孙儿帮忙转了200块钱给孙女。第二站老人家没给红包。第三站奶奶发了1000块大红包。奶奶牵挂孙女,在床头板正中间缝上了红婵参加比赛带回的纪念玩偶。

上海站比赛完后,全进华打电话问妹妹“要什么礼物?”“她说‘一个小卖部’,我说‘哪里给你开一个小卖部’啊。”全红婵不像其他女孩,不喜欢洋娃娃。“她喜欢吃辣条。”哥哥说完又立马补充道,“但也不能吃太多。”

练跳水必须控制体重,水平越高越严格。有一次在东莞比赛,教练开会不在酒店,全红婵和全锦梅嘴馋了。她们一拍即合溜去电梯,3楼、2楼、1楼,顺利抵达楼下的便利店。红婵在等,锦梅在挑,教练突然出现在后面。红婵压低声音提醒了同伴两次,但锦梅已迷失在不同口味的薯片里,顾不上抬头,直到挑完薯片站起来,才看到一脸严肃的教练。“只能买一包,这些放回去。”教练说。付完款,两人跑在教练前头进了电梯。回到房间里,她们迫不及待撕开了包装。

体校的教练们心疼孩子,赛后会买零食给他们。2020年初,红桃去参加比赛,红婵当时恰好回家,就让妹妹给她留点。比赛归来,红桃带了一盒饼干、一盒面包给姐姐。

平日里,红桃想吃零食也买一些,但她觉得“学校小卖部的东西太贵了,1块5的东西卖3块。”进国家队后,红婵发了50块红包给朋友,让她带弟弟妹妹去体校的小卖部买零食。

获得全国选拔赛冠军后,国庆节全红婵回了趟老家。村民涌来看她,有人还发了抖音。与红婵拍过合影的小卖部老板说,教练看到视频后,担心她在家饮食和训练不科学,十天的假期刚过三天,就把人接走了。

体校解决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两种办法:一是走学习的路,升上高中,“体育特长生的考试,体校生有优势。”另一种是去读中专,“体育中专也培养体育人才”;也有孩子去念卫校、技校等。

每一年,广东省都举办跳水锦标赛。教练通过比赛发现好苗子,输送到省队。进不了省队的孩子,则继续留在体校。

获得省级集体项目前六名或个人项目前三名的,可评为二级运动员;在国际集体项目前八名的主力队员,可评为一级运动员。二级运动员以上能参加高校特招考试;一级运动员、运动健将等,能参加高校单招考试。

2021年7月1日实施的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规定,中国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从高到底分为:国际级运动健将、运动健将、一级运动员、二级运动员、三级运动员。

“文化课的标准低一些,进入高校相对容易。”韦副书记说。但是,能够评上二级运动员的很少,“一个学校4%到10%”。

目前,学籍仍在体校初二二班的全红婵,已经“跳”出来;而她的同伴全锦梅留在体校,未来打算参加高考。

每个人都有天赋,全红婵被发现、被培养,所以她发光了。正如刘老师所说,“分数不影响她的绽放,孩子要把最美的东西展示出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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